当大多数女人永远嫌自己不够瘦，在美食和减肥之间挣扎的时候，有这样一群女人，却在和厌食症进行着另一场艰苦卓绝的身体战争。美国著名摄影记者Lauren Greenfield跟踪佛罗里达州伦弗鲁中心的厌食症患者，听她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关于这一切的反思。
每一个女孩都渴求变的纤瘦，她们不时地受到这种欲望的影响。纤瘦意味着美丽，自律，甚至可以上升到品行端正。肥胖就等同于散漫，懒惰，缺乏自我控制。但是，是什么使得一位女性从只想减掉一点体重，只想让自己看上去更漂亮，进而患上厌食症，变成一位厌食症患者呢？
我从1977年开始就关注厌食症，为了搞清楚这一点，受时代杂（Time）所托，我第一次参观了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伦弗鲁中心，这是美国第一家专门治疗饮食紊乱问题的医疗机构。
中心通过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营造一种精心照料、营养重建、恢复正常饮食形态的氛围，再辅以强化治疗方案。自1985年以来，该中心已经帮助了超过四万五千名女性克服了她们的饮食紊乱问题。中心设有四十张床位，就像是一个大学生宿舍，但它也包含着所有相关联的社会因素，女性之间的情谊、竞争、闲言碎语和拉帮结派，一应俱全，无所不有。
在这里，我学习到关于厌食症的知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去取得患者的信任。她们的故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她们的叙述却是自然朴实，直率坦诚的：这场身体的战争和内心的挣扎是深层的，折磨她们的疾病所包含了众多因素，给自己和亲人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无尽的痛苦。但她们决心要诚实地面对镜头，面对我。因为她们认为这样做，也许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改变。我钦佩她们的勇气，信任和合作。
Shelly的故事：来自双胞胎姐姐的无形压力，让我如今以胃饲管为生
Shelly，25岁，精神病科的护士，与丈夫住在盐湖城。
“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凯利，她只比我早出世六分钟。她很瘦，所以人们通常会认为她有厌食症，其实她没有。她可以吃任何她想吃的东西，但是她喜欢运动。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小时候外表非常相像，我们把头发梳成一样的发式，用同样的发带，相同的颜色，什么都一样。我们非常亲密，自己都常常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十六岁时，我们开始减少脂肪和热量的摄入。大一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的时候，减得很厉害。之后她去了墨西哥，情况变得更糟。她回来了，变得完全不同，而我还是同样的一个人。我们两个越是分开，我就越感到受打击。我怎么也赶不上她，我觉得我不够好，这样最终导致了我的厌食症。”
“2004年我住进伦弗鲁中心的时候，已经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我甚至不知道正常的一顿饭是什么样子的。我前前后后十次住院治疗，并且通过外科手术在胃部植入了胃饲管。住进伦弗鲁中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我摆脱这根管子。我发现这实在是太难了，因为它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整天冲洗、清洁这根管子，小心翼翼把它保管得很好。再说，不用嘴吃东西，事情也就容易得多：我只需要把维持一天八小时工作的那么些卡路里的能量输送进去就可以了。一旦没有了这根管子，我就真得要对我的厌食症负责任了。”
“我在伦弗鲁中心体重增加了很多，三个星期长了6磅（2.7公斤）。这对一个不习惯吃东西的人来讲已经是很多的了，但是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舒服。当我遇到不认识的人，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以前比现在要瘦很多。在我的心理，充满了矛盾。我非常喜欢厌食症，但我又是那样地恨它。当我回顾过去，我想说那是多么的愚蠢，我浪费了多少的时间，我又对我的家人都做了些什么。我希望拥有家庭，我想攻读研究生，但我很清楚，患有厌食症，我是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的。厌食症正在吞噬着我。”
后续追踪：雪莉在伦弗鲁中心呆了六个月。遗憾的是，离开伦弗鲁两年之后，她旧病复发，重新用上了胃饲管。她于2006年7 月结婚，蜜月过后仅一个星期，她又接上了管子。
Polly的故事：10岁时，家人开始鼓励我减肥，一生我都对自己有着扭曲的看法
Polly：30岁，单身，来自田纳西洲，在一家摄影工作室工作。
“当我只有10岁的时候，母亲和姨妈为了鼓励我减肥，开出了奖励条件，我每减少10磅（4.5公斤）体重，她们就给我100美元。上小学的时候，我把减肥药片塞在午餐里。我总是想着我很胖。直到最近我翻出了旧照片，我才惊叹‘噢，我的天！我其实一点都不胖。’”
“父母的离婚或许同我的厌食症的发作有很大的关系，那是一个漫长、持久和痛苦的分手。但是原因并不仅仅是这点，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对自己有着扭曲的看法。当姐妹们参加选美比赛，我总觉得要承受压力，要听人家说我是最聪明的一个，我可以走的更远。我一向把很高的期望加在自己的身上，感到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我的姐妹们吹着优美的长笛，弹得一手好钢琴，我却没有一样精通。那时我发现了减肥，我不断地想，‘这是我拿手的。’”
后续追踪：波利接受了10个星期的治疗，虽然她仍不时地要同想减肥的意念作抗争，她现在意志坚定，力求康复，希望能够上大学，实现她想成为一名摄影师的梦想，用镜头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